1946年9月13日，一个穿藏青色西装、打黑底白花领带的中年男人被宪兵从车上押下来，脸色煞白，两条腿几乎站不稳。
行刑的士兵端起枪，对准他的后背扣动扳机，两声枪响过后，这个人仰面倒在泥地里，身体抽搐了足足五分钟才断了气。他叫酒井隆，日本陆军中将，原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
日本投降以后，不少罪大恶极的战犯都被蒋介石放过了，就连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最后都被无罪释放。
可偏偏这个酒井隆，蒋介石非要他的命不可，还亲自下手谕批了“克日执行”四个字，半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
两人的恩怨纠葛，要追溯到1928年。
那一年春天，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一路打到山东。眼看着就要打通全国，统一在望，日本人坐不住了。
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多年，扶植着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北伐军要是真打赢了，日本在华的利益就得重新算账。
当时担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反复向日本内阁施压要求增兵。4月19日，田中内阁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案，日军第六师团五千多人在福田彦助率领下开进济南，在交通要道修筑工事、设置电网，严禁中国军队通过。
蒋介石为避免冲突，命令部队不准开枪还击，还派外交部长黄郛去交涉。
5月3日早上，酒井隆主动来见蒋介石，客客气气地说中国军队军纪很好，日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
蒋介石信以为真，谁知道酒井隆回去后立刻下令进攻，还暗中指使特务在中日两军阵地上向双方放枪，制造冲突假象，然后急电军部谎称三百多名日侨被杀，要求增兵。实际上当时只有十三名走私鸦片的日侨被处决，连日本外务省都认为他的报告不实。
当晚十一点，酒井隆指使日军剪断电话线，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和十七名职员全部捆绑。
蔡公时是同盟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此刻用日语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践踏国际公法。
日军恼羞成怒，割掉他的耳朵和鼻子，挖去眼睛和舌头，砍断手脚，折磨许久后用机枪扫射。十八个人里只有勤务兵张汉儒装死逃脱，后来把这段经历写了下来，成为酒井隆罪行的活证据。
日军在济南城里见人就杀，据统计中国军民死亡六千一百二十三人，受伤一千七百多人，财产损失两千九百五十七万元。
蒋介石被迫绕道北伐，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
从那以后，他每天在日记开头写“雪耻”两个字，连续写了十多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从1928年5月9日起，将5月3日定为“国耻日”。
酒井隆却靠着这笔血债步步高升。1934年他调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第二年就一手炮制了《何梅协定》。
他利用天津两个汉奸报社长被杀和抗日武装进入非武装区两件事大做文章，5月29日去见何应钦，声称日军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北平天津也应包括在停战地区内。
何应钦不想签，酒井隆直接把军刀拔出来架在了何应钦的脖子上。《何梅协定》就这么来的，中央军、东北军全部撤出华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撤销，日本人一枪没打就让华北门户洞开。
1938年酒井隆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后升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晋升陆军中将。他网罗各地汉奸拼凑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指挥伪蒙军进攻国民党军队，还曾给伪蒙军打气说：“假若察蒙军队打了败仗，我就说服天津驻屯军调日本皇军参战，如若食言，叫我将来被军事法庭枪毙。”
这话后来一语成谶。
1945年日本投降，酒井隆的好日子到头了。他混在一群即将遣返的日本侨民里想蒙混过关，结果被逮住。1946年5月26日，酒井隆被移送中国陆军总部逮捕，关进南京战犯拘留所。
随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酒井隆的罪行桩桩件件摆在那里，制造济南惨案、炮制何梅协定、攻占香港后纵兵屠杀，哪一条都够判他死刑。
经过三个多月的审理，1946年8月27日，南京军事法庭判处酒井隆死刑。
蒋介石等这一天等了十七年。从1928年5月3日济南那个屈辱的夜晚，到1946年9月13日雨花台那两声枪响，整整六千二百多天。
这十七年里酒井隆在中国土地上活得风生水起，从一个小小的领事馆武官一路爬到陆军中将。可蒋介石一天都没忘。他在确定日本战犯名单时专门交代，酒井隆必须严惩。据说他对何应钦说过，酒井隆这个战犯必须处以极刑，让他血债血偿。
1946年9月13日，酒井隆被押上刑场。有记载说他临刑前低声嘟囔想抽根烟，但行刑没有耽误。枪声响过，这个在中国土地上肆虐了十八年的日本军官，终于用命还清了欠下的血债。
酒井隆是中国军事法庭处决的第一个日本高级将领。消息传来，据说蒋介石长长出了一口气，好像心里放下了一个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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